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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Ian是上海中心学校（小学部）的“高材生”，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。才十一岁的他，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“被洗脑了”。 |
新语文课本有多“痛”
在“二期课改”之后，普遍加长的课文，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。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，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，几乎被压缩殆尽。
Ian是上海中心学校（小学部）的“高材生”，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。才十一岁的他，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“被洗脑了”。
上个月，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“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”——“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”发布新书《救救孩子：小学语文教材批判》，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。
跟课堂教育较劲
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，曾在一篇《我怎么想就怎么说》的课后练习里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。
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，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，因为“我怎么想就怎么说”。思考题设问：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？“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，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？”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，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，写上，“不会，因为妈妈会骂我！”
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，Sunny妈妈坦陈，“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，有意挑战一下。”
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，与“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”的其他成员，对北师大版、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“母亲”概念加以分析后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“拔高也是一种伤害，就像‘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，我们都爱祖国妈妈’这样的句子，包袱抖得太突兀，太有‘海拔’！”
送孩子去国际学校
上海江湾中心小学，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，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，几乎被压缩殆尽。王老师的一对女儿，“尽管语感不错，但文章不太会写。”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，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，争辩烟火的形状上。“但会写文章的同学，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。”
这道同题作文，在作家叶开的家里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。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，为写作文发愁，老师传授，“实在写不出可以编”。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，女儿又为“要不要写厕所”发愁，因为“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。即使不好的东西，也要写好的方面。”
徒生出这样的无奈，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，“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”。三年前，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，应《语文教学与研究》主编晓苏之约，写了十二期“语文之痛”专栏。
“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”，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，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（小学部）。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，“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”。
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，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，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。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，认为“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，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，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。”
最近，他被英文课本里的“餐厅”一课，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，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、做菜。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，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‘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’。”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。
幸好还有课外书
Ian一结束考试，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“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？”
乔乔在学习时，会偷偷夹塞一本《波西杰克逊》瞄上几眼。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，但仍难释怀“抄词、归纳段意”那一套，“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，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。”
虽然，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，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，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《神童》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。“其实这是‘主题先行’观念作怪”，叶开如是说。
而另一方面，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。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，也就是泰戈尔的《新月集选》、托尔斯泰的《穷人》和罗大里的《不肯长大的小姑娘》等四五篇。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、老舍、巴金的旧文，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“垄断”。
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：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《哈利·波特》，Ian和Sunny“遗传”着“男读《三国》，女读《红楼》”的传统。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，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，但《一千零一夜》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。王老师揣测道：“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阿凡提的智慧，深度不够。”
来源：南都周刊 2010年11月18日14:21
http://news.sohu.com/20101118/n277729565_1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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